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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鹏鹏

泉州，在中世纪是世界的贸易大港，并以“宰桐”之称蜚誉中外。随着海外交通的发生、发展、繁盛，外来宗教文化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产生相对应。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文化，以及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共八大宗教，就泉州竞相布道。甚至教中之教，教中之派，形形式式的民间神祗，也荟萃泉州城，至今泉州留下丰富的宗教文物，堪称“世界宗教博物馆”，视为世界宗教史的奇观。

一、多元宗教文化的崛起

宋元时期，中外各种神学积淀海隅。来自欧、亚、非的外国商客和当地群众和睦相亲，各自信奉的宗教也得以自由传道，使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境况，形成这个港城殊有的文化遗产。

伊斯兰教 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大批来泉州经商贸易，穆斯林在弘扬伊斯兰教律法经仪方面，也较前朝迅速地发展，作为宗教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礼拜寺，从建造数量而言，已达到顶峰。元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立，明正德二年(1507年)重刻的《重立清净寺碑》云：“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通淮街“圣友寺”，是中国现存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具有中东建筑风格。三百年后，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德斯，即由波斯南海岸设拉子城的鲁克伯哈只修缮，扩建了高悬的穹顶，宽敞的甬道，高贵的寺门和崭新的窗户，在南门曾掘获一辉绿岩琢成的石刻，一面碑文译为：“主持建造此礼拜寺及其楼栋者，尊贵的、显耀的……穆罕默德·本·艾比伯克尔，即号称为哈迈勒拉……”据考证，这应为元代波斯人建造的礼拜寺①。在泉州仁风门外东头村掘获一方安嵌于寺门门楣部位的碑刻，背面阴刻有六行阿拉伯文，译为：“……这一高贵的大门，并翻新了它们……尊贵的纳希德·艾期马尔·穆萨丁……此举为赢得至高无上真主的喜悦和怜悯……（伊斯兰历)722年禁月12日(1322年，元至治二年)……在真主宽恕之下的…”②

由于阿拉伯穆斯林大批侨居泉州，他们殊有特色的石盖墓在泉州也屡有发现，在东郊和东南郊并有墓葬群区。现在泉州一些郭姓，特别是惠安百崎和晋江石湖聚居的数万郭姓阿拉伯人的后裔，以及晋江陈埭丁姓就是宋元时繁衍发展而来的。郭姓的祖墓碑石至今尚存，碑额正中部阴刻一行波斯文，译为：“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碑右上方刻篆体“惠百奇”，左上方刻“晋坡庭”，正中竖刻汉文“元郭氏世祖坟莹”。东郊灵山圣墓，有关的早文字记载，乃1322年9月穆斯林集体重修墓的阿拉伯文碑，他们崇拜和保护圣墓的目的，在于虔信先贤能赐福，特别是在朔风乍起的季节，当阿拉伯商船即将沿着丝瓷之路扬帆启碇之前，更要到这里来行香瞻礼，以“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俱获益，平安而返”③，在泉州所发现的数百方伊斯兰教碑石中，明文记载这些穆斯林来自也门、哈姆丹、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亚美尼亚的哈拉提、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姆、布哈拉、花刺子模、霍拉桑、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吉兰尼，从这些石刻中，可以看出泉州与阿拉伯商民交往的密切。

穆斯林侨民与泉州的居民有的还结下姻亲。如元延祐二年(1315年)的“黄公墓百氏坟”，刻有阿拉伯、波斯、汉文，应是中外结合的穆斯林夫妻合葬墓，阿含抹、吴应斗撰立的二方墓碑，则反映了中阿组成的家庭，已不是一代人的血缘，他们是泉州当地人俗称的“半南蕃”，即“混血儿”，成了泉州一些回族的先祖，而且深受当地传统习惯的影响，直至体现在墓碑的书写和记载。

入仕元廷的穆斯林侨民也为数不少，的如：蒲寿庚，当过平章政事的赛典赤·瞻思丁，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以及永春县达鲁花赤等，说明泉州这个开放特区，不仅给予阿拉伯商民经济、宗教的优惠，而且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尊崇。

摩尼教 公元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发端创立摩尼教，并什糅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教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信仰。当唐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时，摩尼教在北方遭受禁绝，遂转为秘密宗教而南下，一些农民起义的首领，还藉教作为组织号召民众的精神工具。其教入泉州至迟应在唐朝，唐时，泉州已和波斯有商务往来，具备了传教的社会基础。时有呼禄法师来泉州传教，卒葬清源山下。

1979年还在晋江草庵龙泉寺旧址发掘到宋代酱釉碗，内壁刻划“明教会”3字，说明当时已有一定规模。元时，泉州摩尼教流播广泛，元廷还降旨加以保护教民，并设有专事教务的大总管，1954年在津头埔发现的一方元皇庆二年(1313年)墓碑，右边刻两行叙利亚文，左边两行汉字“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这个教务总管住在泉州，权及江南诸路，可见泉州事教者益众。为珍稀的是泉州南门外草庵摩尼教遗址，庵后摩崖上雕一圆形佛龛，龛内浮雕一尊高154厘米的摩尼光佛。佛趺坐，双手平放膝上，散发披肩，背后放射毫光，妙相庄严，下巴蓄有两道长须。从龛外题刻可知这是至元五年(1339年)，“谢店市信士陈真泽善捨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直至明正统乙丑年(1445年)还有信徒在庵后崖石上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足见摩尼教在泉州流播之根深蒂固，这与泉州港持续数百年的繁盛，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国内外商贾云集，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有些摩尼教徒也官居显位，《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举高昌氏之摩尼世家，自1315年至1348年，一门九进士，其中玉立官至泉州路达鲁花赤，正因为具备这种有利宗教生活的历史条件，在北方遭禁绝的摩尼教，才有可能在泉州继续光大，成为中国和伊朗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基督教 在泉州的基督教，并存过聂斯脱里（景教）和天主教的圣方济各会两个教派。元时，泉州与中东、欧洲交往至甚，商人、旅游家、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

泉州出土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墓盖石、墓碑石，碑文勒有古叙利亚的聂斯脱里文、八思巴文、古拉丁文等（有的与汉文混刻一石），内容记载墓主姓名，死亡年月或经文。石刻上浮雕十字架，衬以祥云、莲花、火焰图案，有的景教徒的须弥座祭坛或墓碑石，雕刻手捧圣物，相向飞天的天使，融合东西方文明于一体。

元代以前的聂派在泉州还不大盛行，时遭毁佛灭教。直至蒙古人入主中华，忽必烈横戈欧亚，景教再次由叙利亚、波斯传到中国，聂派也据转音称作也里可温。目前泉州发现年代早的元大德十年(1306年)的基督教石刻碑文系“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吴哆呢书”。内容明晰地提到泉州有也里可温的掌教官，还有基督教堂兴明寺。前所叙及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碑，又告知1313年，聂斯脱里教主教西雷蒙师客死泉州。由此可见当时泉州的也里可温教已极盛，需要设置掌教官，派出主教来执掌教旨。

基督教的又一派系圣方济各会于元中叶，也在泉州与也里可温教和平共处，竞相传道。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东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往中国传教的约翰·孟德高维奴，从泉州港登陆后，出任汗八里（北京）总主教，这时实际上仅他唱独脚戏。1307年又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主教来华，1313年泉州继北京设立主教区，三人先后出任主教。1313年1月3日，裴莱格林从泉州致函东方教区说：“现我被任命为刺桐的主教，我在这里和平、安静地尽量和三位虔诚兄弟为上帝服务。……在这座刺桐城，我们有座好教堂，那是一个亚美尼亚妇人留给我们的，信中还提出他们在城外拥有一块带树林的好地方，准备兴建屋舍和又一所教堂。”安德鲁于1322年后出任主教，元泰定三年(1326年正月)尝自刺桐城致书故乡瓦尔敦主教叙述东方见闻，现遗札皆珍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在他任上又于附近小林中增建美丽教堂一所，距城仅四分之一英里，堂中有办公室，足敷二十二位教僧之用。另有四室，可作为教务上高官之行台，他们将皇帝所赐的俸薪，大半用于建筑教堂。在安德鲁的信中还提到：“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偶像教徒来洗礼者，前后甚众。既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复不鲜”④。

可见当时各种宗教传布相当自由，异教徒也不存在门户之见。在安德鲁写信的这一年，也因故辞世，他的刻有古拉丁文的墓碑石，至今仍珍藏于泉州。由于在泉州布教自由，信奉者日众，所以教堂也不断增建。元至正六年（1346年）天主教传教士马黎诺里到泉州，记叙泉州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在他的《奉使东方录》中写道：“刺桐城为大商港，面积亦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室一所，栈房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可见商教的密切关系。

印度教 早在公元六世纪的南朝，泉州与印度已有交通往来，发端于南印度的印度教，是世界上古老的宗教之一，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印度教也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出现在宋元时期的东方大港。

泉州笋江附近小龟山，有一石笋卓立于石盆之上，据考证，这是印度教“林伽”派湿婆神的崇拜物。1993年印度新德里大学雷义教授来泉州考察也给予认定。关于石笋的年代，《泉州府志》载：“宋郡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之。”高氏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来泉州，可知迟于北宋，印度教己在泉州占有一席之地。元时，泉州城南建有印度教寺，惜乎毁于元末战乱，因而教寺中富有特色的十六角形柱子，在明代被移置佛教的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和天妃宫寝殿前檐。至今泉州发现有二百多方印度教石刻，多为寺庙建筑构件，采用立雕等雕琢工艺技法，形象地表现出印度教的神话故事和宗教艺术。石柱刻有印度教故事，如：象鳄互斗，七女出浴，天神角力，毗湿纽骑金翅鸟，人狮掰裂凶魔，童子发神功拉倒魔树等。一些门框石刻，下有鼎力的着甲武士，有神猴哈奴曼，是印度教徒虔诚膜拜的神通广大者。还有开元寺大殿前露台祭坛式束腰处73方辉绿岩雕刻的人面狮身，更是洋溢着希腊风格和迥然于佛刹的情趣。有代表性的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保护神——毗湿纽的立姿雕像，头戴法冠，悬鼻高准，双耳垂肩，有四只手，上分执圆盘，法螺，下倚棒形器和施“无畏手印”。上体祖裸，下体罗裳裹住，姿态端庄威严，韵味超然，“以至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会以为那是印度的工艺品”⑤。泉州曾发现一方石刻上刻汉字和流行于印度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文字，经翻译意为：向庄严的褐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1281年)，船主挹伯鲁马尔持察哈台一罕的御赐执照，庄重地把乌帝耶尔厮鲁伽尼神灵敬请入席，并愿吉祥的察哈合一罕幸福昌盛⑥。

自唐宋以来，印度教在中国已流播甚广，《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述及：“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有婆罗门教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泉州印度教虽不见地志正史涉录，但在《清源金氏族谱》附录的《丽史》中留下蛛丝马迹：“元政衰，四方兵起，国令不行，其（蒲寿庚）婿西域人那元纳作乱。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备极壮丽。”据考证，泉南的这处番佛寺，即是印度教寺，近年出土的教寺石刻，也大都散逸在寺池周围。教寺建筑仰资商贾教徒，那兀纳为泉州巨商，总诸番舶，所以有资财建造富丽壮观的番佛寺。

泉州印度教遗物，是目前国内有独无偶的瑰宝，显示了泉州传统文化和古希腊、印度恒河文明交相辉映的光彩。

佛教宋元时期，泉州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两宋期间，增建的寺庙有与开元寺、承天寺并称佛教三大丛林的崇福寺，还有南天寺、西资岩、瑞像岩、雪峰寺、科山寺、虎岫寺、五塔岩、南华寺、海印寺等一大批佛寺。《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在宋初有寺院凡千百数，城内有“僧侣六千”，宋代理学家朱熹因此称誉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降至元朝，政府对佛教采取支持的政策，专门设立管理寺观的功德司，还大兴官寺，施舍大量田地给寺庙。泉州已兴千年的佛教在这时也不例外地得到开恩，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僧录刘鉴义言于朝廷批准，合开元寺一百二十院为一禅刹，以禅宗为主，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在开山第一世妙恩住持开元寺的三十余年中，先后建了禅堂、双桂堂、檀樾祠、伽蓝祠等等，寺貌大为改观，禅风远布，衲子竞集，复得僧契祖继之，垂四十年，食常万指。

犹太教 元时泉州有不少犹太人居住，他们很可能将本民族的宗教留遗泉州。元泰定三年(1326年)，圣方济各会主教安德鲁给意大利主教瓦尔敦信札云：“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犹太人及萨拉森人（阿拉伯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①可见在泉州的犹太人对异教的宗教意识是相当浓烈的。

十三、四世纪的泉州，以她东方第一大港的宽博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诸种宗教文化和宗教艺术也得以无拘束地交流传道。于今泉州出土的多种神学文物，正是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形象见证。同时反映了中外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尊重殊方异域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的历史事实，也是支撑泉州港繁荣的精神基础。

二、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繁荣了地方经济

由于各种宗教文化能在泉州这“海纳百川”宽容博大的国际都市自由传播，吸引了欧、亚、非各国商客。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城市呈现出“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盛况。“东方第一大港”的航线大大拓展，南宋赵汝适执掌泉州市舶司时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和地区有五十八个，元时汪大渊赴南洋、印度洋游历数十国，归来所写闻见录《岛夷志略》，已记述有九十八个与地区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泉州港已开拓了极为广阔的航程，对沟通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起着门户的重要作用。

随着泉州港的对外开放与发展，特别是各民族、各宗教在泉州和谐共处，创造了一个平和、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促使泉州的商品经济也越来越发达了，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较前代均有长足的进步。

宋元时期主要可资出口的是丝绸和陶瓷，史学家评述“刺桐城在中国宋时为丝业中心，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丝绸的出口，被视作“赡军足国之资”。陶瓷业在宋元时期也顺应外销的需要蓬勃突起，唐五代时，泉州仅有窑址2处，均分布在沿海，宋元时期骤增到164处，纵深发展到作为经济腹地的山区县份。器物有为伊斯兰教徒生产的军持、佛教寺庙用的净瓶等，以及富有宗教色彩的艺术装饰图案。随着丝瓷外销的需要，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船舶制造方面也带来极大的兴旺，宋时我国建造海船主要的是泉州、广州和明州三处，而泉州则是中心地点，海舶被列为土产之一，宋《太平寰宇记》就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远航于南海深阔海域的大商船，皆造于泉州和广州。元代大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在印度就看到中国商船分为三等“皆造自刺桐”。在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方面，也都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基于泉州港雄厚的物质条件和日臻完善地成为开放性大港，泉州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得到很大的益，具体表现在城市建设得到空前改观。

终宋三百年，泉州城历经七次修筑和扩建均在市舶司设立于泉州之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泉州城由砖城改建为“外砖内石，基横二丈，高过之”⑧的石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定四年(1211年)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这是利用外资整治城市的直接记载。南宋时期的市舶收入相当可观，抽解与和买，以岁计之，约岁入二百万缗。巨额的海关收入，当然使泉州地方财政有可能多次扩城和修固，也是为了适应商业城市日益繁荣的需要。

元泉州城的扩大，达到古城面积大的时期，这时主要拓展南门一带。“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此时正是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的黄金时代。泉南且为外商的聚居点和宗教活动中心，通淮街、聚宝街、排铺街、青龙街……均在于此，成为对外交通贸易的商业区。

促进经济建设繁华的又一标志是：这一时期的桥梁建筑殊多。交通便捷是城市繁荣的先决条件，宋元时期修桥造路为历代之。根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州所属的晋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诸县，历代建有石桥215座，其中僧人造桥70多座。宋代所建的桥有109座，绍兴三十二年间，更是泉州造桥的热潮，修建有25座，长达三四十里。当时的苏埭、玉澜、獭窟屿、安平桥等均堪称“天下无桥长此桥”，这些桥梁又建在近海港的交通枢纽之地，如安平桥在“通天下之商舶，贾胡与民互市”的安平镇。这里的人们长于海外贸易，“宋元于今，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棠翡翠，无所不到……”®安平桥实则长2255米，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前后经历十四年乃告成，像这样浩大的工程糜资之多可想而知。当时这些修桥的资费，多数是僧侣化缘得来的，其中有商人乐捐输将，如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侨居泉州的外商曾出资协助建造顺济桥。安平商人黄护与僧智渊于绍兴八年就“各捨钱万缗倡造”安平桥，而始筑石桥为僧祖派。太守赵令衿所作《安平桥记》曰：“斯桥之作，因众志之和，资乐输之费，一举工集，始利千载，是岂偶然也哉！”在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始建的洛阳桥，也用了六年多时间，耗资一千四百万文，架在泉州通福州的必由之路。董理工程的是僧义波和僧宗善。与洛阳桥相望的凤屿盘光桥，为僧道询募资兴建，他在世时修桥200多座，堪为修桥高手。可以想见，这么大的工程，耗资又如此巨额，“所恃以足公私之用，番舶也”。

宋元时期建的石塔，规模巨大，建筑魁宏，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与海外交通的发展也有直接关系，如作为航海标志，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的姑嫂塔，为僧介殊所建，高22.86米，耸立在石狮的宝盖山头。据志记载： “泉城关锁水口之镇塔也。”《读史方舆纪要》也称：“绝顶有石塔，宏壮突兀，出于云表，商舶以为抵岸之标”。与姑嫂塔遥遥相对坐落在石狮市石湖的六胜塔，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由僧祖慧、宗什等募资兴建。元至元二年（1336年）锦江人凌恢甫重建，估计凌是一个大商人，才可能独资建这座高达36米的大石塔。石湖本来也是泉州湾的一处小港，向来海外交通发达，“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民间也有传说这里有十八津渡，所泊运载棉花船数以百计。还有建于泉州开元寺内的东西塔，更是我国古塔的一对瑰宝。西塔高45.06米，东塔高48.27米，从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建到淳祐十年（1250年）竣工，这是国内少见的花岗岩仿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浑体雕有240幅浮雕佛像和图案，从施工时间之长，建筑规模之大，结构之精美，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力的雄厚。

促进经济建设繁荣的另一标志是：宗教寺宇建筑比任何一个时期多，教门也是全国仅见的齐全。这些修寺建庙者，不仅有教徒，有中国商人，还有“涨海声中万国商”，他们不仅对泉州港的鼎盛带来贡献，而且对泉州城的文化建设起过很大作用。泉州通淮街的清净寺，元至大三年（1310年）设拉子的鲁克伯哈只出资修缮了此寺，还有宋绍兴元年（1131年）纳只卜穆慈喜鲁丁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建城南的清真寺，到元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撰《清净寺碑》时，泉州已有“礼拜寺增为六七”。

泉州的佛寺也不乏其迹，现存较好的有开元寺，在五代至宋之际，曾旁设支院一百二十所，元代开元寺极盛之时，寺僧“食指常万”，还有称为“闽南甲刹”的承天寺，以及瑞象岩、弥陀岩、南天寺、崇福寺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资累巨万，列居郡城南。”他们对修建寺庙是慷慨疏财的，如宋雍熙间（984一987年）天竺国僧啰护那“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竟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⑬

宋元时期建的宗教寺庙还有：摩尼教的草庵，也里可温教的兴明寺，道教的老君岩，民间信仰的泉州天后宫，儒教的府文庙等等数以千百计。元代总诸番互市来泉州的印度商人那元纳，系执掌泉州市舶三十年的蒲寿庚女婿，就曾在泉州南门乔平章府宅建印度教的“番佛寺”，极备壮丽，虽然该寺在元末被毁，但建筑构件仍存，不失为全国仅有的印度教遗物。泉州宗教活动的频繁，无可置疑地对中外文化与思想交流，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直至今日还留下源远流长的影响，联络着世界各国的宗教情结，可以说，有了宋元时期的开放，泉州才有这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正确运用宗教感情，可达到招徕外国客商，直接产生商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正是泉州港繁荣的实物见证。

当时在开放政策中靠兴贩起家的中外商人是很多的，如：泉州有巨贾，南番回回佛莲者，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家中尚存珍珠一百三十石。还有“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往返期年，获利百倍。”⑭少时削发为僧的王元懋，因“学会南洋诸国文字，常随船赴占城，住十年归来，致家财百万缗。”洪迈《夷坚丁志》也记“泉州杨客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这正应着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泉州转运使薛向提出的“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所以宋高宗赵构会喜出望外地说：“市舶之利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⑮也因为泉州“田赋登足”，“古号乐郊”，从府衙至市井，都相当富庶，宋王朝也把数以千百计的南外宗子于建炎年间（1127一1130年）移置泉州，寄生于民。

元末，来自伊朗亦思法杭城的波斯商人发生互相倾轧的兵乱，泉州城出现“四方兵乱。国令不行”的衰态。入明以来海盗不靖，闭关锁国，加之排外风潮涌起，外商、外侨、外国传教士来泉州日渐稀迹，有的阿拉伯人避居晋江陈埭、惠安百崎，甚至永春达埔等乡郊，外来宗教寺庙也遭受严重破坏，和谐相处的状态已不再辉煌，因此海外贸易，经济建设走向萧条。今天，泉州城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借鉴历史，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注释：

①《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图24，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同注①，图25。

③元代重修伊斯兰教圣墓的阿拉伯文碑。

④泉州主教安德鲁之信，转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册五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印度)库玛拉耍弥《泉州印度式雕刻》。

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译文。

⑦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二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⑧《晋江县志》卷二《规划志一·城池》。

⑨庄弥邵《罗城外壕记》。

⑩《安平志》卷六。

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转引自（万历）《泉州府志》。